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7月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可以说，将智库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已经连续几年，“中国智库”都成为当仁不让的热词，为社会普遍关注。

　　“中国智库，开启繁荣思想市场”“中国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类似提法频频见诸媒体报道、进入学术视野。

　　“中国智库”尽管还在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尽管还处于进一步提升专业性、国际化与影响力的探索期，人们依然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中国智库发展正在加速。

　　7月1日，一场集纳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智库实体与智库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召开，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智库，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智库：国家头脑与思想营地。如果你觉得“智库”距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如果你还觉得“智库”只是一小部分人做的小众的事情，那么，你就“OUT”了。

　　过去20多年，诸如“文明冲突论”“金砖国家”“G20”等流行于国际舆论界的政治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大国智库或通过智库的路径发明，进行全球传播，引领各国思想大讨论，主导国际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推动国际交往的发展进程，最终服务于大国的国际政治战略。

　　智库的发展以及各个智库之间在思想市场中的博弈，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进程，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介绍，“智库”（Think tank）一词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是个军事术语，指参谋人员和国防科学家策划军事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保密室。本意“思想坦克”蕴藏着思想的进攻力和干预力的含义。

　　一般来说，智库具有两方面社会功能：政策研究与咨询、意识形态宣传与倡导。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的“智库大军”也主要承担着上述两方面的社会功能。

　　中国智库：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视为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得到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现代化事业的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研究咨询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增长，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政策研究咨询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介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随后，经历了大学智库蓬勃兴起、社科院系统明确功能转型、民间智库大量涌现等阶段。总体上，中国智库从“幕后”走向“幕前”，从稚嫩走向成熟。30多年来，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从以党政军智库为主，到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据了解，目前我国智库的几路大军中，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逾30万，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达10余万，专职研究人员约3万。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及外交与国际战略的各个领域，我国智库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言资政作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介绍。

　　特色新型：致力于专业性、影响力与国际化的提升。历史的时针指向2013年。一场有关如何加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讨论风生水起。“特色”与“新型”成为新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关键词与着力点。

　　对此，上海社科院前院长、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表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视野来看，这也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治理体系发展的潮流。因此智库不仅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而且还将新的“理念”和新的“愿景”带入到公共政策，增强国家治理的大智慧。

　　2013年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首度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显示，30多年来，中国基本形成了多种智库类型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各类智库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愈加显现，专业知识与决策机制的结合更为紧密，中国特色决策咨询体制和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建立。

　　历史的脉络清晰地印证了这个结论。李国强回忆，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4月21日，旨在培养全球最顶尖人才智库计划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正式启动；6月底，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成功举行；8月，中国首次举办二十国（G20）智库论坛，为G20首脑峰会献计献策；10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脱离过往学院的架构，成为单独建制的智库；12月5日，“南方防务智库”在广州成立，致力于打造“中国兰德”；12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发展模式”命名的智库。

　　进入2014年，中国智库朝科学、专业方向发展的势头更加喜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建院之初成功募集2亿的启动资金之后，再次募集2500余万元。与此同时，该院去行政化、不吃财政经费，全部运用学校及传统高校体制之外的人员，充分运用国际智慧，聘用前国际政要的“新锐”做法，也都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老牌”智库开始大胆革新，积极探索专业化、专门化、职业化的新路径，致力于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和网络化。

　　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智库更是不可小视，提出“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的宏大目标，不仅致力于用思想与智慧影响中国，还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玉红介绍。

　　“但是，现在许多智库还被当作‘养老院’与‘收容院’。”王荣华指出，我国智库的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其一，国内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其二，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其三，智库创新成果的评价考核机制缺乏激励性，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够通畅；其四，一些智库小、散、弱，研究成果标签化、无实质内容。”

　　“我们的智库解读政策多、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少；前期介入多，后期实践过程介入的少；追求利益的多，追求成效的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

　　正视问题才能寻找差距、加速前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逐步优化的大背景，党中央的决策都已经对我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寻求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和谐统一，寻求实用性与独立性的齐头并进，寻求影响力与国家化的共同进步，中国智库，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明确定位，勘定智库的功能和边界。“衡量一个智库的优劣主要看5个方面，分别是它的成果在各国报刊的引用度、各国领导人演讲中的引用度、各个学校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引用度、成果在实践中的转换效果、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各种智库1000余家，但如果以魏建国提到的5个方面进行评估，真正在质量上或水平上能够与世界优秀智库并驾齐驱的中国智库，可谓凤毛麟角。

　　对此，不少与会专家指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属性定位认识不完整，是导致当前我国智库机制建设不健全的首要原因，也是制约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从属性定位上看，社会对智库与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之间的边界和差异仍然认识不清。他认为，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与决策者想要的结果一致。“在中国，类似‘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机构等至少有20万家以上，大多属于由财政拨款、有人事编制、以学术特质运营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产机制相对发达的国家，‘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为了政策’，是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库相对清晰的三类功能，切不可混为一谈。”

　　此外，智库研究的价值立场也直接影响着智库的影响建设和功能边界。“独立性”是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智库时常常会用到的词汇，但对独立性的理解，却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广泛的争议。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对“独立性”的理解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如果将“独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政府，那就理解错了“智库”本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王文说。

　　创新机制，构建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中迎来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为智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建设和发展优秀的智库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当前影响决策的话语体系大致有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公众话语和媒体话语四大类。在如此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智库是不是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不同话语的特征，进而能够善用它，能够作出客观的判断，是对智库能力的一项考验。

　　张力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国家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求也逐渐提高，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智库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都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的高下。

　　但是，尽管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仍是进一步推动自身体制机制建设的科学化。“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都还是缺乏的。”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说。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玉红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智库的体制机制，解决智库生存、运转并进而发挥最大功效的基本问题，必须突破当前存在的几个重要障碍：一是智库产品供需渠道和沟通渠道不畅，二是智库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缺失，三是智库发展所需的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机制缺失，四是智库人才的体制壁垒和国家壁垒难以打破，五是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机制缺失。

　　此外，智库作为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如何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评机制，进而催生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转化率低，是当前我国智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

　　专家们指出，一些智库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对智库研究成果及转化率进行评估的标准和考评体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还相当滞后。与此同时，由于各国体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智库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因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套中国智库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为智库提供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强化专业，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效能。国际化、专业化、网络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目标，但是，当前国内智库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效能不高的现状，离发展的既定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魏建国认为，当前国内智库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解读政策多，提供思路少；前期介入多，中后期介入少。“我们的智库最一般的做法就是，政府每出一个政策就拿过来解读，但实际上，如果把智库的作用仅仅理解为解读策政就太局促了。国外的智库都是在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制定，而不是解读政策。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库来说，当它创造的思想产品被政府或者其他服务对象采纳，它的产品才赢得了销路，它的社会功用才得到了实现，它的影响力才能体现和夯实。”

　　魏建国指出，当前智库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也与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阶段关系密切。“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碰到的问题都是被动的、应急的、短期的，所以需要智库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解决问题的应急方案，这在客观上促使智库在考虑长期的战略问题时提供的思想产品偏少偏差。从根本上说，就是粗放型的产品多，解决问题的产品多，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方案提得很少，给决策者的选择也少。也正是因为这样，造成了智库在决策制定过程前期参与较多，中期和后期介入少，这实际上不利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与会专家还指出，从跨国互动上看，我国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 “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向国门的全球组织力，对各国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一些中等强国的了解与跟踪严重稀缺，中国智库也还缺乏构建全球对话领衔平台的必要实力。相较于当下全球最著名的论坛，如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也较少创造出令各国争相讨论的重大战略名词或学术概念。”王文说。

 尽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与会专家表示，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不必悲观。“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